周冠威(英語:Kiwi Chow,1979年4月16日-),香港電影導演、編劇
這個問題就是2021年一堆人被抓,但周冠威迄20210726都沒事...還上了BBC報導~~阿共為何對他如此寬待?其實,這要看八字...
命主癸水,大運甲子。甲克土。土是官殺,甲把官殺克了.....所以大運沒人來殺他....
2021流年辛丑,丑是七殺,但丑有癸水,七殺裡面我的人...辛金是金,金生水,所以這一年沒事......但是能走還是走吧,年份一過,就不一定了~
三月癸水,要分清明鼓雨,清明後火氣未熾,專用丙火,名陰陽承藹,鼓雨後雖用丙火,還宜辛金佐之,富貴,次看何神高透無傷,便可定科甲大小,如辛卯、壬辰、癸未、丙辰,生上半月,專用丙,故作朝廷卿士,若生下半月,丙雖不可少,然必須庚金蓄源,又須無傷,方主富貴,上半月木妻火子。
凡生四季月,皆有上下半月之分,須察氣之進退,以論休咎,三月癸水墓地,丙火進氣,更為顯著耳,上半月火氣未熾,辰中癸水,回光反照,猶有餘氣,更見辛金生之,可用丙火,名陰陽和諧,下半月土旺秉令,雖見丙火,宜用庚金發水原,如辛卯一造,生上半月,用丙火,生下半月,須用辛金,此其例也,又防丙火傷辛,須壬水透幹為救,否則,不能取貴,(倘戊土透幹,必須甲木出救),總之丙辛不可缺一,方為陰陽和諧,用丙用辛,則有上下半月之別也。
或支成水局,一己出幹,有丙無甲,乃假煞為權,亦貴,有甲破己,常人。
此言財滋弱煞格,無丙火財星,則己土無力,有甲木傷官,則弱煞被制,故必須有丙無甲,方能假煞為權也,(癸水不能用戊土,水旺只能用己土,即財官格也,見下從化節)。
周冠威:堅持記錄「時代革命」的偏鋒香港導演
香港電影導演周冠威,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出現在示威現場,記錄了這場運動的槍林彈雨,追訪了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勇武派示威者。
在拍攝期間和此後近兩年的時間裏,周冠威並沒有高調公開自己的紀錄片計劃。
這部紀錄片在今年7月於康城影展(Cannes Film Festival)閉幕前一天進行特別放映,他無懼香港《國安法》帶來的潛在風險,把影片命名做《時代革命》,成為這部影片中唯一具名的製作人。
儘管預計這部紀錄片難以在香港上映,他仍高調宣傳,人人叫他離開香港,擔心他會因而被捕,他選擇留在香港。
他2015年因為拍攝與政治相關的劇情片《十年》遭官媒批評,失去很多工作機會,一度借錢過活,直至去年憑有口碑和票房愛情電影《幻愛》重出江湖。
預計到未來生活仍然捉襟見肘,但他認為,這是時代給他作為一個導演的責任。
他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時代革命》中有句宣傳語句,不是時代選中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我們創造電影,電影可以記錄時代,同時間亦可改變時代,我希望亦創造一些價值傳遞到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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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可以改變生命」
42歲的周冠威在香港土生土長,小時候與不擅辭令的父親關係疏離,性格反叛而敏感,討厭考試,孤獨得想過自殺,但他透過電影成長和學懂人生哲理,他通過看《East of Eden》(又譯蕩母癡兒、天倫夢覺、伊甸園之東)這部有關家庭的電影緩解了與家人的緊張關係,也在科幻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領悟到「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追尋生命的意義」。
中學時期的他,每天不讀書,不停看電影, 之後入讀演藝學院,畢業後從事電影幕後工作,做過電影《霍元甲》製作特輯的導演和剪接,慢慢有機會拍攝自己的作品。
「電影改變了我,小時候我說想一生追隨電影,電影代替了我父親,我希望自己製作的電影也可以打動人心、療癒和啟發別人,或是為大家作情感上的宣洩。」
有別於主流商業電影,他的作品屬於「偏鋒」,經常緊扣政治和社會議題。
2015年,與政治相關的劇情片《十年》在香港上映, 電影由五名導演分別拍攝五段想象香港未來十年的短片組成,周冠威是導演之一。他的作品《自焚者》描繪十年後香港爆發嚴重警民衝突,有「港獨」青年因為違反國家安全法在獄中絶食身亡,而一名支持者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前自焚。片中以仿紀錄片形式探討「香港獨立」的想法。
電影拍攝於2014年香港佔領中環運動後,那場爭取民主普選的抗爭活動失敗,令香港步入政治低潮,社會上充滿無力感,他不鼓勵別人自焚,但希望透過自焚象徵犧牲,去問香港人:「你願意為香港犧牲多少?」
電影宣傳形容這是「不想見到的將來」,但在不足十年後,香港爆發反修例示威,經歷嚴重警民衝突以及政權之後的打壓,讓很多人形容《十年》是一部預言電影,出現那「不想見到的將來」。
周冠威說:「2019年告訴我,很多人願意為香港犧牲,他們對公義的執著和對自由的堅定出現了,我再次得到力量,哪怕現在情況更差,那正面的價值沒有失去過。」
《十年》可說是他第一次挑戰紅線,這部電影引起很大迴響,在爭議聲中獲得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但遭到中國官媒和親建制強烈批評。
上映後,周冠威難以尋找投資者以及著名演員去製作電影,職業生涯迎來低潮,生活拮據的他向朋友借錢維生,到現在也未能把債還清。
四年後,他排除萬難去完成愛情電影《幻愛》,電影終在2020年上映。這是他十幾年前寫下的劇本,講述精神病患者和心理輔導員之間的愛情故事,表面與政治不相關,但本土意識濃厚,談及「如何面對創傷」的話題,讓人聯想到與2019年香港示威的傷口。電影贏得口碑,獲得逾1500萬港元票房,成為該年香港十大票房電影之一,是香港少數能夠單靠本土市場而獲得盈利的港產片。
外界一度認為,周導演走出《十年》被封殺的陰影時,《時代革命》面世。
「時代革命」
2019年6月,香港因《逃犯條例》爭議爆發持續示威。身為導演,周冠威思考了自己在這時代的位置,希望透過鏡頭以紀錄片導演的身份記載這場歷史。
他獲得一名商人投資,8月開始在街頭拍攝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示威畫面,在催淚彈與水炮車中間追訪前線示威者。
這是他第一次拍攝紀錄片。
與以往拍攝劇情片精心安排鏡頭不一樣,示威現場瞬息萬變而且真實貼身,看著示威者真的受傷流血,面對死亡威脅,他的情緒陷於谷底。
香港理工大學示威者遭警方重重包圍時,他身處現場,看著年輕示威者連日未眠,懷著恐懼爬渠、遊繩逃生,他心靈受創,每天發惡夢。
今年7月20日,他與記者一同重訪理工大學,重重的圍欄和鐵馬包圍以往能自由進出的大學校園,也勾起了他當天的場面。
「我們的自由被封鎖了,」他對著圍欄說:「理工大學是紅磚建築,就好像香港人的心臟,我們的心臟被人插了一刀,血仍在流,但政府沒有認為去檢視這個傷口。」
剪接紀錄片時,周導演也經歷很大的情緒波伏,糾結如何保障受訪者安全,擔心影片成為罪證,一邊剪片,一邊了解到多名片中受訪者已坐牢和流亡,這令他心情更為沉重。
《國安法》實施以後,一些合作單位離隊,除了他以外,所有製作團隊成員也要匿名,他在完成作品後把版權交給海外的人,並銷毀在香港的所有片段。
「現在香港濃罩這種氣氛和壓力,創作也要匿名,我們已經失去創作自由。一些同行朋友放棄了製作自己的紀錄片,把片段交給我,我很痛心,很多人不能夠在這樣的政局和恐懼下去創作。」
他強調,自己的紀錄片不是(追求)客觀中立的新聞專題,沒有訪問任何建制派人士,而是紀錄示威者的故事,並指香港主流媒體已很傾斜於政府和建制的聲音,有責任去讓更多人聽示威者的聲音。
去年年底,兩部講述香港示威浪潮的紀錄片《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未能在香港正式上映,一些建制派人士及團體指責這些紀錄片美化示威者的暴力。對於這一話題周冠威表示:「在《時代革命》這部紀錄片中,我當然不想美化暴力,雙方都有出現過暴力,電影中也有示威者圍毆警員的場面,但這紀錄片或我在現場看到,警方的暴力大大超越了示威者的暴力,示威者迫於無奈或是情緒下,難以控制地施予暴力,我也不認同。但我們要了解前因後果,這紀錄片就可以幫大家了解歷史的脈絡,而不是單看畫面。」
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兩小時半的紀錄片終於面世,他堅持把它稱作《時代革命》。香港建制陣營試圖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視為分裂國家以及等同於「港獨」的字句。
「你在嚇唬我嗎?如果你認為這四個字不能在香港講,你就寫清楚,否則你是散播恐懼,」他說,「這是這場運動出現最多的口號,用這個口號去作為片名很適切,我就是這麼單純,那條法律紅線我不知道在哪裏,法例都沒有寫清楚,倒不如我跟自己的紅線,那就是藝術上的考慮,我要創作自由,不想有自我審查。」
他認為,「時代革命」有不同的解讀,那是大家希望世界變好作出的革新,對未來的美好的盼望。
7月的康城影展,《時代革命》成功申請入圍,影展刻意把他的電影排在閉幕前才發佈,外界認為這是主辦方擔心中國方面的抗議和反對。
周導演並沒有接受康城方面的邀請親身出席典禮,原因是他身邊的朋友說他的紀錄片具風險,到了法國可能無法回港,他為了與最珍重的家人一起,留在香港。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電影面世後,他的生活沒有多大變化,中國官方、官媒或是香港的建制和親北京媒體,也沒有明顯地對他作出猛烈攻擊。
他珍惜與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並多番警告6歲的兒子,他可能有一段時間見不到爸爸。
在社交媒體上,電影宣傳片引起很大迴響,有人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的一年,大家不敢再提2019年發生的事,差點以為自己當年是發了一場夢,而這部電影引發大家共鳴,證明那是真實的經歷,有人把不能說的東西說出來。
然而,紀錄片短期內在香港上映的機會渺茫,商業戲院不敢播放,地下放映可能招來違法風險,未來可能會透過網絡播放。
這部紀錄片已經令周冠威再次失去一些電影投資和其他工作機會。他的下一部電影哪怕與政治無關,也遙遙無期。
他說:「現在有這麼多創傷,我做導演有責任紀錄這些事,我腦海里仍然非常自由,我不知道腦裏的創作什麼時候可以拍得到,但我會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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