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主庚金，自為用神，洩癸水傷官，水是真用神。基本好的格局形成，人生成就不會低。
一路參與維權運動，至2011年辛卯年才被抓～～關一陣子，又出來...後來於2014年9月甲午年至哈佛。妻小於2015年3月偷渡離開中國....
這八字要研究的是，為何會反抗官方？年干傷官是關鍵，因為傷官剋官....
為何很難死？跑了？ 因為2002-11走七殺，但下半運2006-11是辰土運，土生金，很難死。
2012後七殺不見了，表示流氓官員消失，乙卯運，卯破午火正官，正派的官員也不搞他了....
2014甲午年，午火出來被卯破，跑了，去哈佛了～～
運勢直至2032年才會改變轉好....難道那時他志業有成？
PS：我認識的國保，就是平時負責管我的國保。其他的，像我被綁架過三次，這都是國保幹的，不過是我不知道的國保，搧耳光，還有各種酷刑，就是國保幹的。其他維權人士遇到的國保也是一樣，有的是非常惡劣、非常兇狠，也有的就是工作嘛，有工作的時候就談，應該有相當一部份是那種嬉皮笑臉的....（註：還是有好人的.....不然妻小如何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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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
簡歷
1980-1985年就讀於樺甸市光輝小學。
1985-1988年就讀於樺甸二中。
1988-1991年就讀於樺甸四中。
2002年底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
2003年起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師，講授法理學、法律語言學、法律與文學、法律社會學。
2003年至2008年為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兼職律師。
2007年下半年為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2012年9月起為香港中文大學人權與公義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活動
2003年5月的「三博士」上書事件中，滕彪首次走入公眾視野。那一年，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在廣州收容站被毆打致死。之後，滕彪與北大博士期間的同學許志永、俞江聯名致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對廢止該辦法起了推動作用。[2]同年10月，滕彪和許志永、俞江、張星水共同創辦了公益性民間組織「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簡稱「陽光憲政」）。同年12月4月，滕彪、許志永、俞江被中央電視台和司法部全國普法辦選為「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3]
2004年1月，與范亞峰、許志永、秋風、王怡等法律學者共同起草完成了《完善我國憲法人權保護條款的建議》，[4]提出了全面修改中國憲法人權保護條款使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權保護體系的建議。[5]
2004年，北大一塌糊塗bbs被當局關閉，組織聯名、撰寫法律意見書，展開各種呼籲和抗議活動。[6]
2005年，與高智晟、許志永、李和平、范亞峰等參與營救因代理陝北民營石油案而被以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的朱久虎律師。
2005年，與高智晟、范亞峰、張星水等參與基督徒蔡卓華案辯護。[7]
2005年，與郭玉閃、塗畢聲赴臨沂，與陳光誠一起調查當地的野蠻計劃生育事件，寫出《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在網際網路上發布，引起強烈反響。2011年，為慶祝陳光誠40歲生日，《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英文版發布。[8]
2005年，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無法繼續在北京民政局註冊，改名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公盟），在北京工商局註冊。積極參與公盟的活動，為公盟主要成員。
2005年加入獨立中文筆會，為筆會法律顧問。
2005年，被《亞洲周刊》選為「2005年度亞洲風雲人物」，一同入選的還有高智晟、郭飛雄、許志永、李和平、陳光誠等其他十三名中國維權律師。[9]
2006年，陳光誠被捕，組織大批律師參與營救和辯護工作，此後一直密切關注陳光誠案。陳光誠被判刑4年3個月，出獄後被軟禁。2012年，陳光誠逃出家門，進入美國駐華使館，滕彪力勸陳光誠離開中國。[10]
2006年，參與奧美定事件法律維權。
2006年，為石家莊王博信仰自由案辯護律師之一。在與黎雄兵、李和平、鄔宏威等合寫的辯護詞《憲法至上、信仰自由》中，系統顛覆了當局對法輪功信仰者治罪的基礎。[11]
2006年，與浦志強律師一起代理王天成訴周葉中抄襲案。[12]
2007年3月，參加在巴黎舉行的第三屆世界反死刑大會。
2007年下半年，為耶魯大學中國法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2007年底，著名人權活動家胡佳被捕，積極展開營救工作。
2008年1月，準備從北京赴泰國參加國際會議時，護照被沒收。之後對北京邊防檢查站提起行政訴訟。[13]
2008年3月6日晚，被北京市安全部門綁架，秘密關押兩天兩夜。後寫出《我無法放棄》來記錄被關押期間的經歷。[14]
2008年6月，被北京市司法局註銷律師證。
2008年，參與北京維權律師推動北京律協的民主選舉。
2008年，在公盟參與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受害者的法律維權工作。
2008年12月，為零八憲章首批303名發起人之一。因此被中國政法大學停課。
2009年5月10日，在北京參與「八九民主運動20周年研討會」，參加者有錢理群、秦暉、周舵、徐友漁、莫之許、崔衛平、郝建、徐曉、梁曉燕、許醫農、張博樹等。[15]
2009年7月，民政局宣布取締公盟。7月29日許志永被捕，滕彪等人展開營救工作。
2010年6月，與許志永、王功權、黎雄兵、李方平、老虎廟發起「公民承諾」。[16]
2010年，介入瀋陽商販夏俊峰案，二審辯護詞在網際網路上流傳甚廣。[17]
2010年，代理唐吉田、劉巍律師被吊銷律師執照案。同案代理人還有張樹義教授和楊金柱律師。[18]
2010年3月，原公盟以「公民」為新組織機構名，繼續從事公益維權活動。「公民」由許志永、王功權、黎雄兵、滕彪、李方平發起成立，是以建立民主法治為目標，理性、建設性地推動法治和社會正義的公民自發的公益組織，「自由，公義，愛」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的新公民運動。
2010年5月，創辦北京興善研究所，辦公室設在北京望京。為中國大陸首家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家以廢除死刑為宗旨的民間機構。滕彪參與冷國權案、甘錦華案、江西樂平案等死刑案件的辯護與申訴。
2011年，有人在網際網路上號召中國民眾集會以響應「茉莉花革命」，當局抓捕大量維權人士和活動家。2月19日滕彪被綁架，失蹤70天。被秘密關押期間，受到打耳光、剝奪睡眠等酷刑。其間最惡劣的一段時間，他「被剝奪洗澡的權利、被禁止唱歌、被禁止鍛練身體、被禁止寫作，並且從早晨六點到深夜12點，被要求直直地坐在地上，面對牆壁。之後又強行帶上手銬，一天24小時，持續了36天。」
被綁架後，被抄家，北京興善研究所辦公室被查封。但北京興善研究所繼續活動，並在2011年12月、2012年12月分別在河北赤城和廣東從化召開年會暨民間死刑存廢研討會。2013年完成《中國死刑觀察報告》，[19]2013年6月，與劉衛國、梁小軍赴馬德里參加第五屆世界反死刑大會。
2012年10月起，受邀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人權與公義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2017-2018年，滕彪遭受了來自中國商人郭文貴的一系列侮辱謾罵、造謠誹謗等人身攻擊[20]。而滕彪則撰文對相關誹謗和謠言進行了批駁，並評析了「郭文貴事件」的表現及影響。[21] 2020年12月，滕彪說，郭文貴安排了對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房屋住所的糾察，指責他們與中國政府合謀。這導致了與關於郭文貴想要達到的目標相互矛盾的理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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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滕彪】流亡維權律師：失去戰場 要承擔更多
滕彪一家子流亡了。維權律師「回不了中國」這件事，兩三年前就以曖昧的狀態存在。直到去年，透過妻女三月從邊境歷險出亡，以及710維權律師大抓捕等事件，不證自明。
滕彪目前仍持用中國護照，歐美香港台灣世界各處赴約演講，唯一不能去的地方應該就是中國。不過這個估計目前也已不盡精準。去年十月，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人在中港泰等地「被失蹤」，後來逐一證實，他們被「內地有關部門」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正接受審查。滕彪認為很多地方現在也都相對不安全，但他卻不能恐懼。
台灣總統大選前，滕彪飛來台北，應邀在台大政治系演講，並和這裡的律師、人權運動者碰面交換意見，離開前抽空接受PNN訪問。訪談大致有三個面向：如何淪為流亡者、目前的生活狀況，以及對台灣與中國社會政治情勢的觀察。以下為完整訪談內容。
什麼都做過 因此回不去
PNN：聽說您目前在美國流亡，請問是什麼原因？
滕彪：大概是12年9月到14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但還是住在深圳，經常去香港。13年陸陸續續的，像許志永啊，很多涉及新公民運動的一些人就被抓了；很多跟我們一起做維權的人也被抓了。別人就勸我不要再回去，當時回去是有非常大的風險，從13年底我就沒再回去深圳。14年9月哈佛邀請，我就去了哈佛。然後15年7月，一大批維權律師被抓了，所以就更回不去，如果回去就百分之百肯定被抓了。那些被抓被判刑的人，他們做過的事情我都做過；而且除了那個之外，我還寫大量的文章批評中共。
PNN：家人呢？聽說逃出來了？
滕彪：對，偷渡。9月份哈佛邀請我過去，這前幾月我都準備好了，才打算全家人一起過去。但到了14年7月份，我太太從深圳去香港就去不了，上黑名單了。然後我當時一個女兒在深圳也出不來。後來從天津想要出國也出不了。跟國保交涉也是沒有任何希望。到了2015年3月才從邊境偷渡出來。
當時說有案件正在調查，但我不清楚，到底是她們的案件，還是我的案件。如果是我的案件，找他們也沒甚麼道理。孩子才九歲。把他們攔住根本就沒道理。後來他們在私下交涉的時候就說，這個道理很明白，就是因為我，他們被攔住，就是一種政治株連。
PNN：我們很難想像，也許台灣四、五十年以前有類似的事情。不曉得他們遇到的情況是怎麼樣？你曾經遇到的情況又是怎麼樣？
滕彪：這個就是很不一樣，怎麼說呢，國保有最兇狠、最惡劣的，也有嬉皮笑臉、跟你儘量的套交情，沒有發生甚麼衝突這種的。國保跟我打交道的也很多年了，從2004年一直到我離開中國前，每個月至少都要至少都要….
PNN：04年是甚麼樣的事？
滕彪：有一個北大的網站被關閉，然後我就準備參加一個抗議，然後國保就……
PNN：言論自由的議題？
滕彪：對，各種議題，只要我參加的，像營救陳光誠啊、參與08憲章啊，然後營救胡佳、高智晟，然後六四的紀念活動，包括代理一些法輪功案件、其他的一些敏感案件，包括我們想要組織甚麼會議，都會來找麻煩。多數的時候還客氣，但是有的時候，因為他們有認我，有的時候就是要聽上面長官的，就很惡劣。甚麼「你今天絕對不能去啊」，把你軟禁在家不能出門。有的時候出門就必須做他們的警車。有幾次情況比較緊張，他們不讓我去那個地方，我一定要去，然後他們就非常緊張。
PNN：非常緊張是什麼情形？
滕彪：架住，這是我認識的國保，就是平時負責管我的國保。其他的，像我被綁架過三次，這都是國保幹的，不過是我不知道的國保，搧耳光，還有各種酷刑，就是國保幹的。其他維權人士遇到的國保也是一樣，有的是非常惡劣、非常兇狠，也有的就是工作嘛，有工作的時候就談，應該有相當一部份是那種嬉皮笑臉的。
PNN：您家人的情形不至於那麼嚴重吧？譬如說，還有小孩，還有婦女，手段上應該稍微好一點？
滕彪：對，因為他們本身並沒有甚麼，所以都是我太太去找他們說，這次為甚麼又不讓出國啊，他們一般不會主動找我太太，就是限制出國。但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方找他工作單位甚麼的。
然後，有很多案例不管是婦女還是未成年的小孩子，都受到國保的騷擾。很多報導說高智晟的孩子、太太、陳光誠的孩子被打、貼身跟蹤跟著他上下學，還有就是住到家裡。像高智晟被抓之後，國保就住到他們家裡了。還有上學轉學轉不了的，還有就是當著孩子的面打大人的，或是當著孩子的面把大人抓走的。還有像包蒙蒙，原本要去澳大利亞留學，在機場被攔住不讓出國，然後沒收護照；安排偷渡之後，又給綁架回去。
舉家流寓 失去維權戰場
PNN：現在對家人或對你來說，幾乎等於回不去了。這件事情對你們生活的影響是甚麼？
滕彪：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作為維權律師，一個大學老師，工作沒有了，被學校開除了，律師也做不了。作為一個在中國推動法治人權，現在我戰場失去了，你沒有用武之地。當然在海外你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但你最根本的戰場被剝奪了。另外就是，在海外，生活當然你要適應，但是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可能有很多困難。親人都在中國沒法見面。最關鍵的就是，跟國內的戰友，沒辦法在一起繼續抗爭。
PNN：您的太太跟兩個小孩現在都在美國了，至少家庭是在一起的。但在中國那邊的家族親友，會不會有哪些人會受到甚麼影響？
滕彪：目前基本上沒有麻煩。他們就是普通的農民、做點小生意。
PNN：太太跟小孩逃出來這件事情，會讓他們失去中國公民的身分嗎？
滕彪：這怎麼說呢？就是他們現在有合法的中國護照，但是他們回不了中國。要嘛回不去，不被允許入境，如果被允許入境，可能會被抓。
PNN：您自己還是中國護照在身上，會不會哪天被註銷？
滕彪：按照法律，到期之後我要到使館去延期換新護照。但是以往的經驗，這些異議人士都得不到新護照，就變成沒有身分的了，無國籍的。那當然有兩種，一個就是無國籍身分，一種就是加入別的國籍。這個還早，因為五年之前我的護照被沒收，所以我現在的護照是比較新的，所以還有好幾年。
海外未必安全 不能選擇恐懼
PNN：所以你還有很長時間可以保有中國公民的身分，繼續用中國護照離開美國，去別的地方，但唯一不能去的是中國？
滕彪：對。但現在有個問題，你要說唯一不能去的中國，最近情況不一樣了，因為李波的事件和阿海(桂民海)的事件，哪怕你有其他的護照，但你曾經有中國護照，你作為一個異議人士，拿到別的護照，但是你在香港可能被綁架，你在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有可能被綁架，很多國家就不安全了。
PNN：歐美相對安全嗎？
滕彪：雖然目前沒有這種被綁架的情況發生，但是在歐洲，在美國，有一些維權人士、異議人士被跟蹤、威脅電話、被毆打、被襲擊也有。就是幾個月前吧，去年，陳光誠在歐洲訪問期間，他家裡被人闖進去，在廚房放了一些老鼠藥。然後大概是08年，周鋒鎖，89年的學生領袖，在三藩市(舊金山)一個抗議活動中，被中國便衣或是僱用的一些打手，就在街上被襲擊，就在抗議的人群、抗議的過程中。
PNN：您基本上還是有這樣的恐懼。
滕彪：我倒沒有這樣的恐懼，但是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他想要讓我們恐懼。
PNN：怎麼能不恐懼呢？這種事情是很可怕的。
滕彪：如果恐懼，他就達到目的了。如果你對這個事情非常恐懼，那有一個事情可以保障安全，就是你不要再批評共產黨，你不要再推動人權，甚麼都不做就安全了。但那是不行的，這是我們不能選擇的。在15年的三月份，我在倫敦街頭被搶劫，當然我現在沒有證據。
PNN：要製造讓你恐懼的這種東西。
滕彪：對，但我現在不知道是誰幹的，也可能是普通犯罪，但是有不少人認為，這是非常可疑的一個搶劫。我在倫敦開會，從外面要回賓館的過程中，從後邊有一個騎摩托的人衝過來，要搶我的電腦包。就是一個騎摩托車，後面坐一個，把我的電腦包要搶走，我順勢把他鉤住，然後整個人就被拖在地上，拖了幾十米，胳膊到現在還沒完全恢復。當時有一兩個月的時間，胳膊動不了。為甚麼有點可疑呢？因為住的那個賓館，在比較繁華的鬧市區，不是甚麼很偏僻的地方。如果那個包裡面沒有我的護照，我也不會這麼保護它，就給他了。但是就是如果護照被搶，我的麻煩就很大了，肯定補辦不了，回不了美國。
不識偷渡況味 稚女「因禍得福」
PNN：在美國的狀況如何？教書嗎？
滕彪：就做一些研究、做一些演講、寫一些文章。拿不到教職，因為在美國拿到教職很難的，至少要有一個美國的博士學位，我只有在中國的博士學位，所以拿到教職沒有可能性。生活就是現在做研究有一些獎學金、有一些津貼。去年在哈佛法學院，今年現在是主要是在紐約大學。家人也都順利，小孩上學也OK。
PNN：小孩的觀點可能不太一樣，這些事情，小孩子知道嗎？
滕彪：我們是盡量不讓他們知道。首先是分開八個月這個，對他們是有影響，他們想不明白，一個為甚麼不能見到爸爸，另一個沒有辦法見到媽媽。我們是盡量降低他們心理上的影響，跟他們說是因為證件啊、護照簽證之類的原因。在偷渡方面，本來是對孩子會有很大的傷害，但是他媽媽是保護的比較好，等於是騙他，我們是探險啊，所以小孩並不知道這是偷渡，他也理解不了。儘量我們把傷害降到最低。
PNN：這個問題也許問得有點早，但因為下次遇到您，不知道在哪個場合，說不定很久以後了，就是說，小孩子對於中國國內政治，影響到一些公民權利，甚至可能像是你們必須舉家流亡到海外這些事情，你們評估甚麼時候是他們該知道的時機？要告訴他們說中國國內的政治狀況是這個樣子？
滕彪：現在就陸續的…怎麼說呢，現在大女兒十歲、二女兒八歲，已經可以開始理解一些事情了。所以我們除了像是偷渡出境、包括我曾經被綁架、酷刑，我們暫時沒有告訴他，以後再說。但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包括我們在國內的時候，也就跟他講，讓他去逐漸的理解。
譬如說，戴紅領巾的事情，他覺得這是非常光榮的事情，而且學校要求必須帶；我們就說這個不是那麼重要、不是甚麼好東西。包括毛澤東，每次發錢人民幣上印著毛澤東，我們告訴他一些真相，這些跟他在學校學的不一樣。包括雷鋒、毛澤東甚麼的。到美國之後，美國的學校教育是鼓勵獨立思考，問到跟中國政治有關的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就是會講。
PNN：聽起來小孩子的教育這部分，反而有點因禍得福的感覺──抱歉這有點幸災樂禍的講法。
滕彪：是這樣，對，事實上，很多跟政治沒有關係的人要離開中國，其中很大一部份人，他們的考慮就是孩子的教育。國內整個對孩子的摧殘，洗腦是一方面，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然後，為了高考學業很重，要背的很多東西都是教條，甚至有顛倒黑白的，很多包括義和團、洪秀全到今天都是顛倒黑白的判斷，他認為這是好東西。然後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方面，在中國也都是對孩子心理的摧毀，不僅僅是對智力、對判斷力的摧殘，也是對心靈健康的摧殘。
PNN：有一個說法是，中國的政治可能會慢慢往好的方向發展，但是不知道會多久。對您跟您的家人來講，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護照過期，也許你們就不是「中國人」了。這件事情你會怎麼看？搞不好你們一家人就在美國了。
滕彪：這個對我來說，不能回去參加這個(維權)戰場參加戰爭、抗爭之外，其他的回不去國也沒甚麼，在美國也一樣，我並沒有說非得要在中國生活。不是有句話說「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嗎？沒有甚麼非得要做中國人。中國政治的確是有非常多的變數，非常不確定，短期內看不到實現民主的希望。但是不管時間多長，實現民主是必然的，只是付出多少代價，跟這個過程中可能不會這麼順利。現在看來，中國的轉型像台灣、像東歐這麼順利已經沒有可能了。
在自由安全的地方 要承擔更多責任
PNN：為甚麼覺得是必然的？
滕彪：我覺得是必然的，這好像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好像是一個哲學的問題。因為人要追求人權、尊嚴、自由，不可能專政體制這樣一直下去。所以我覺得，他是必然的，他現實層面，中共的專制統治他造成全面的危機，政治危機到社會危機、經濟危機、思想危機、信仰危機等等，他是全面的危機。尤其當經濟危機發生大的問題，他這個政治危機可能會更加的明顯，更加的突出。所以，中國民主化是必然的，而且也不會特別遠。
PNN：特別遠是三十年、五十年，還是五年十年？
滕彪：不知道，從三、五年到二十年。很難超過二十年，這個數字也沒甚麼意義。
PNN：講一下你目前的處境，你的想法、你的感想是甚麼。
滕彪：在海外，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有一些失落感，失去戰場的失落感，有一種愧疚感，因為有大量的同事、大量的戰友被抓，你自己在安全的地方，還是會有一種罪惡感。
另外一方面來講，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恰恰因為你在自由安全的地方，你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國內很多不方便說的話，可以在海外說；國內很多不方便做的事，可以在海外做。一些抗議，和國外政府的聯繫，和媒體的聯繫，和人權機構的連絡，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而且從整個運動發展來說，也需要海外的支持。
台灣應該和民間的中國站在一起
PNN：你來過幾次台灣，怎麼看最近的政治情勢，譬如說選舉？這次的選舉大家都說民進黨可能執政，未來的兩岸關係？
滕彪：不是可能，是肯定。台灣如何面對中國的政治巨變？因為政治巨變是要發生的，很多人看來是快要發生的一個巨變，要從專制走向民主。台灣的巨變從87年甚至86年民進黨成立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現在建立了相當成熟的民主制度，人權自由有法律保障。雖然有很多問題，台灣政治社會有很多弊端、問題，但是它是民主已經非常成熟，也被認為是政治轉型非常成功的例子。民進黨上台不但成為總統，在立法院也可能成為多數，這個時候，在政治上、在社會上，會有一些改革，兩岸關係也會有些調整。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中台關係並不會有大的變化，既不會有大的進步，也不會有大的退步，可能就是維持現狀。
PNN：過去一點，過來一點？
滕彪：對，然後就不會像國民黨一樣和共產黨走這麼近了。但是因為經濟、地緣政治等等方面考慮，它還是不會和中國斷絕關係，也不會和中國撕破臉皮，發生正面衝突。可能會有小的衝突，但是兩岸關係應該還是以現狀和平為主，這是我的判斷。
我尤其想要強調，如果中國大陸的政治狀況不變，維持這樣一個一黨制，繼續侵害人權，再加上尤其中國在國際上有這樣一個位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類的，如果中國政治不變，台灣就沒辦法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哪怕你是本土化也好，主張台獨也好，無論怎麼樣，中國的影響在這兒，中國對台灣在國際上的擠壓、矮化是存在的，你不能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權想要滲透台灣的各個方面，通過投資、透過各種交流，包括學生、特務等等各方面，試圖影響台灣現有的社會。
收購旺報的資本可能也是非常恐怖。其實不管收購不收購，這是一個信號。在香港已經做了很多。阿里巴巴要收購南華早報，對香港媒體滲透得非常多，甚至刺殺劉進圖，有至少六起像這樣對記者的襲擊，像李波這種事情讓香港整個新聞界、出版界人人自危。在台灣雖然目前還沒有像香港的學術界、新聞界遇到這麼大的威脅，但至少要看到中共不會放棄這些努力。
所以，台灣要想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要想維持他的自由民主，就應該要關注中國。因為我們說，出現了有兩個中國，一個是中南海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很多人一談中國就是甚麼習近平、政治局、共產黨、中南海這些高層，然後中國的經濟騰飛、政治實力等等。但是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就是民間的中國，這些維權人士、政治犯、良心犯、異議人士、ngo，這些訪民、基督徒、法輪功，這些抗爭者代表的中國。所以台灣社會、台灣政府應該和民間的中國，代表中國未來的這些人站在一起：高智晟、劉曉波、胡佳、伊利哈木、許志永這些人，跟這些人站在一起。
PNN：也許有些人會說，中國哪一天，您說的那個二十年，它就往民主發展了。那個時候，您覺得兩岸統一在一起會好嗎？
滕彪：這不是我的話，我忘了是誰的話，有一種說法是，「大陸不民主，獨立不可能；大陸民主了，獨立沒必要。」這種想法還是站在大一統、大中國的角度。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大陸不民主，統一不可能；大陸民主了，統一沒必要。」台灣有自己的主體性，我個人認為，台灣的命運不是由中國人決定，也不是由共產黨，也不是由中國、台灣人一起決定，而是由台灣人來選擇。
至於統一的前景，我之前認為大陸民主了，兩岸應該統一。我現在覺得，即使大陸民主了，統一的可能性也不太大。這還有個時間的因素，如果大陸要拖很久才民主，那台灣的本土意識、台灣對於大陸的疏離、不認同感，一定成為主流。對中國有感情的，認同中國文化、符號的那些人就沒了，成為歷史了，我覺得台灣和大陸統一可能性不太大。
PNN：這是政治方面的判斷，但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經濟。以年輕人來講，工作來說，很多人認為現在大陸好，往那邊去。
滕彪：這個不管獨立還是統一，不管大陸民主不民主，在大陸現在不民主的情況下，兩岸有很多經貿的交流啊，文化的交流啊，賺錢啊、做生意啊，這都沒問題啊，而且還在擴大，那大陸民主了，這個東西只會更加強，或者說，台灣即使獨立了，兩個國家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應該還是正常的啊，不會說台灣獨立了，假如說中國民主了、台灣獨立了，這個時候這個國與國不是敵人關係，應該是友邦，我們可以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嘛。
PNN：經濟難道不會影響政治的走向、或是人的認同嗎？很多人覺得現在統戰，很大一個方法可能是經濟上的統戰，這個因素您覺得呢？
滕彪：這個按我理解可能就是太陽花發生的背景吧？本來從理論層面，服務貿易也好、加強交流、降低這個經濟貿易的成本，這是好事。但是因為中國是這個樣子，他的政治上這樣子，他的文化上，在其他方面要有擴張、有滲透，要尤其警惕這一點。太陽花有這麼大的影響，我想無論也會對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及其他政黨，你想要跟中國大陸進行經濟貿易的時候，滲透還是要注意、要警惕。
PNN：您怎麼看在太陽花運動結束之後，那些被起訴的學生，你覺不覺得這是用司法來打壓他們表達意見、表達權利？
滕彪：這個問題恐怕會涉及到一些理論問題，我對台灣的司法制度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研究這方面，它會涉及到公民不服從的理論，在司法實踐當中一個非常好的案例，把理論跟實踐結合在一起。因為從法律層面，公民不服從它是表面違法的行為，為了一個更高的目標，用良心來抗法，所以他是違法行為，那這個違法行為，表面是違法行為，包括像馬丁路德這些這個公民不服從，在法律上，兩個極端啦，一個極端就是你既然違法了，非法闖入建築物，那就法條甚麼的規定走，怎麼判刑了。
另外一端就是說，我這是政治行為，這是符合良知的，為這個社會好的，我跟那些打劫犯罪的人不一樣嘛，所以就應該是無罪的，這個就是要看法官怎麼考量。前一種恐怕是過於教條；後一種可能需要司法技巧，就是我又沒有違背法律精神，沒有違背法官角色，但是我又沒有讓這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推動者受到不應有的處罰。這是一個太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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